摘要一些歐美研究發現高階層者與低階層者相比再分配偏向更低,但是這一結論尚缺少跨文化一致性的證據,而且對于這一現象的心理機制和干預策略的探討也相對不足。基于此,本研究通過3個子研究分別來關注我國民眾再分配偏向的階層差異及其心理機制,并探討可能的干預策略。結果發現：(1)與西方社會的情形相似,在中國社會高階層者的再分配偏向也顯著低于低階層者;(2)社會階層對再分配偏向的影響,部分是通過貧富差距歸因傾向起作用的：與低階層者相比,高階層者更傾向于將貧富差距歸因于能力、努力、志向或抱負等個體內部因素,進而再分配偏向更低;(3)通過啟動高階層者謙卑的心態,能夠降低其貧富差距內歸因傾向,進而提升其再分配偏向。此結果驗證了社會階層不平等維持模型的重要觀點,同時也為推動社會再分配、促進發展成果共享等提供了一定的社會治理啟示。

　　關鍵詞社會階層,貧富差距歸因傾向,再分配偏向,謙卑

　　1引言

　　古語有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而在現代社會,再分配(redistribution)是“兼善天下”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它對于減少社會不平等、階層沖突等突出的社會問題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事實上“達者”會“兼濟天下”嗎?或者,怎樣的“達者”會“兼濟天下”或者說較支持再分配?基于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本研究將結合已有的理論與研究,探討社會階層對再分配偏向的影響與心理機制;并重點發現促進高階層者再分配偏向的干預策略。

　　社會學論文范例： 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發展對就業和收入分配的影響研究

　　1.1社會階層對再分配偏向的影響

　　再分配偏向(redistributivepreferences,又譯“再分配偏好”)是指人們在態度或行為上對再分配的支持傾向(徐建斌,劉華,尹開國,2013)。近年來,大量研究基于社會階層的研究視角,發現社會階層能夠顯著負向預測再分配偏向。如Brown-Iannuzzi等(2015)基于自編的再分配偏向問卷考察個體的再分配偏向,問卷通過11道題目考察人們對個人稅收、社會福利的態度,結果發現主觀階層越高的個體,越傾向于反對再分配政策。

　　Andersen和Curtis(2015)分析了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ValuesSurvey)的數據,并以“國家是否應該保障每個人的生活”這一項目作為支持社會福利的度量,發現在澳大利亞、加拿大、智利、法國等所有的24個國家,與工人階層相比,專業技術人員、經理、私營企業主更不支持社會福利。

　　Page等人(2013)得益于與美國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NationalOpinionResearchCenter)這一富有研究經驗的機構合作,他們對排名在國家前1%的83名美國富人展開訪談,結果發現與一般公眾相比,這些富人對稅收、經濟調控、社會福利項目的態度更保守。總體來看,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通常情況下,“達者”并沒有那么地“兼濟天下”。當然目前這些結論主要來自于歐美國家。是否在中國社會背景下,高階層者的再分配偏向也顯著低于低階層者?隨著對社會階層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除關注其直接的影響效應之外,也越來越關心這些影響效應在不同社會文化下的一致性與差異性(Miyamoto,2017)。基于此,本研究將首先在中國社會背景下驗證社會階層對再分配偏向影響效應的存在。

　　1.2社會階層影響再分配偏向的心理機制

　　以上研究揭示出再分配偏向階層差異的普遍性。那么與低階層者相比,高階層者的再分配偏向為何更低?這背后的心理機制是怎樣的?關于此問題的探討可以追溯至上個世紀80年代Meltzer和Richard(1981)構建的經典的理性選民模型(rationalvotermodel)。

　　這一模型的一大假設即認為人之所以追求再分配是受到經濟自利動機的驅動。當然這種自利動機的視角仍然囿于經濟學“理性人假說”的傳統框架,而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為再分配偏向不僅受到自利動機的驅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平認知的影響,即發展出了再分配偏向研究的公平認知視角(Alesina&Angeletos,2005)。在此視角下研究者發現即使在控制自利動機的情況下,高階層者的再分配偏向仍顯著低于低階層者(Brown-Iannuzzietal.,2015);并開始探討究竟是何種認知因素造成了再分配偏向的階層差異(Brown-Iannuzzietal.,2017;Bullock,2017)。

　　不過在此方面目前還缺少直接的心理機制的揭示。受到社會階層不平等維持模型(inequalityofmaintenancemodelofsocialclass,Piffetal.,2018)的啟發,本研究擬提出貧富差距歸因傾向的中介作用。由Piff等(2018)提出的社會階層不平等維持模型,其中重要的觀點即認為社會不同層級的人在適應其生存環境的過程中會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同的對經濟不平等的合理化信念(如對貧富差距不同的歸因傾向等),并會通過反映在其投票選舉、政策偏向等不對等的政治參與中,而加劇階層間的不平等。相關的實證研究也表明不同階層者總體的系統合理信念有所不同(Lietal.,2020;楊沈龍等,2016)。

　　而具體到對貧富差距歸因上,高階層者也更傾向于內歸因,即將貧富差距歸因于能力、努力、志向或抱負等個體內部因素(Krausetal.,2009;李靜,2014;Whyte&Han,2008)。而這種貧富差距的內歸因傾向確實會促成較低的再分配偏向。研究或從已有的CGSS數據中選取衡量再分配偏向的項目“應該從有錢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稅來幫助窮人”(潘春陽,何立新,2011;徐建斌,劉華,2013),或通過問卷考察其對政府政策、社會福利、累進稅、慈善等再分配政策的綜合態度(Rodriguez-Bailonetal.,2017),均發現當個體越傾向于將貧富差距歸因于個人努力、進取心時,再分配偏向越低。

　　另一些實驗則基于參與者在再分配游戲中的轉移支付的額度考察其再分配偏向(Duranteetal.,2014;Krawczyk,2010),也發現與報酬由運氣決定的情形相比,在最初報酬由參與表現決定時個體的平均轉移支付額度更低(Krawczyk,2010)。基于以上的觀點與研究發現,本研究將探討貧富差距歸因傾向在社會階層影響再分配偏向中的中介作用。

　　1.3謙卑對高階層者再分配偏向的促進作用

　　置于大的社會背景下,高階層者較低的再分配偏向會造成再分配的阻滯,進而加劇社會不平等,引發階層沖突(Kraus&Callaghan,2014;Laurison,2016)。因此,有必要從心理機制的角度切入,進行提升高階層者再分配偏向的干預。這便需要進一步挖掘高階層者為何更傾向于對貧富差距進行內歸因。著名政治哲學家Sandel(2018)指出高階層者過多強調個人能力、努力對財富的影響,而忽略了外部環境因素的作用,源于一種精英的傲慢(meritocratichubris)。而相關的實證研究也表明無論是成人還是來自高階層家庭的學生確實有更多自我膨脹的想法(Belmi&Laurin,2016;Leckeltetal.,2019;Martinetal.,2016;Piff,2014);覺得自己應該比他人得到的更多、更好(Piff,2014)。

　　針對精英的傲慢,Sandel(2018)呼吁社會應關注培育高階層者謙卑的心態。謙卑(humility)是一種傳統美德。在積極心理學的視角下,它也被視為一種相對穩定(仍然會受到環境影響或是可塑造)的積極人格特質(Exlineetal.,2004);是個體擁有準確的自我看法,以及在人際中表現出謙虛的態度或行為、關心他人福祉的傾向(Davisetal.,2010;Worthington&Allison,2018)。

　　大量有關謙卑與成功歸因、平等主義、親社會行為相關的研究表明謙卑使人更傾向于將個人成就歸功于他人的幫助、支持(Bergetal.,2006;Blickleetal.,2012);更傾向于支持平等政策,擁有更多的捐贈、助人等親社會行為(Exline&Hill,2012;Kruseetal.,2017;Wrightetal.,2018)。這些研究間接說明了在謙卑的狀態下,個體更可能對貧富差距進行外歸因、更支持再分配。基于以上的觀點與研究發現,本研究將考察啟動謙卑心態對高階層者貧富差距歸因傾向的影響,進而對其再分配偏向的影響。

　　綜上,本研究將通過3個子研究分別考察社會階層對再分配偏向的影響與心理機制,并重點發現促進高階層者再分配偏向的干預策略。研究1通過大樣本數據驗證在中國社會背景下,社會階層對再分配偏向預測效應的存在;對此,基于前文介紹和分析,研究提出假設1：在中國社會背景下,與低階層者相比,高階層者的再分配偏向更低。在研究1得到直接效應的基礎上,研究2進一步通過問卷調查法探討貧富差距歸因傾向在社會階層影響再分配偏向中的中介作用;對此,研究提出假設2：與低階層者相比,高階層者更傾向于對貧富差距進行內歸因,進而再分配偏向更低。

　　在研究2得到心理機制的基礎上,研究3從實際意義出發,專門以高階層者為實驗對象,進一步通過干預實驗考察啟動謙卑心態對高階層者貧富差距歸因傾向的影響,進而對其再分配偏向的影響;對此,研究提出假設3：與控制條件相比,在啟動謙卑心態的條件下,高階層者貧富差距內歸因傾向更低,進而再分配偏向更高。總體而言,3個子研究是層層遞進的關系。

　　2研究1——預測效應：高階層者再分配偏向更低

　　研究1的目的是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發布的大樣本數據(ChineseGeneralSocialSurvey,CGSS2015),從中抽取衡量社會階層、再分配偏向的指標,以在中國社會背景下考察社會階層對再分配偏向的影響效應。中國國家調查數據庫(ChineseNationalSurveyDataArchive,CNSDA)負責收集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始于2003年,而本研究所使用的CGSS2015,調查內容涵蓋了個人、家庭、社區、社會等多個方面的社會態度,其中也包括能夠代表社會階層、再分配偏向的一些指標。

　　3研究2——心理機制：貧富差距歸因傾向的中介作用

　　研究2的目的是通過對我國城鄉居民的廣泛調查考察社會階層影響再分配偏向的心理機制,即貧富差距歸因傾向的中介作用。

　　3.1被試

　　研究通過問卷網平臺,對寧夏、山西、湖北、江蘇、廣東等多個省份的城鄉居民(包括少量的學生)展開調查,共發放問卷700份。刪除規律性作答、作答時間過長(過短)以及存在做假嫌疑的問卷,最終獲得有效問卷621份,有效率為88.71%。所有被試的年齡在18~65歲之間,平均年齡為32.73歲(SD=8.73)。

　　3.2研究工具與程序

　　社會階層的測量考察了主觀階層與客觀階層兩方面的指標。主觀階層的測量是采用階梯量表(Krausetal.,2010;Piffetal.,2010),過程是向被試呈現一個10級階梯,要求被試想象梯子不同的層級代表不同人所處的社會階層,層級越高,表示其社會階層越高;并要求被試主觀評定覺得自己當前位于1至10級的哪一層級。客觀階層的測量包括個人年收入、受教育程度、職業三項指標;其中個人年收入的測量是詢問被試的個人年收入(含各種津貼、福利、紅利、租金等),要求被試在1=“1萬元及以下”、2=“10001元~2萬元”、3=“20001元~3萬元”、4=“30001元~5萬元”、5=“50001元~7萬元”、6=“70001元~10萬元”、7=“100001元~20萬元”、8=“200001元~50萬元”、9=“500001元~100萬元”、10=“100萬元以上”中作出選擇。受 教育程度的測量是詢問被試的受教育程度,要求被試在1=“小學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專/技校”、4=“大專/夜校/電大”、5=“本科”、6=“碩士及以上”中作出選擇。

　　職業的測量是參考了社會學學者劉欣(2007)以公共權力、市場能力為基礎而提出的中國城市社會分層框架,并結合該框架中所缺的社會下層及農村職業類別(陸學藝,2002),共得到社會階層從低到高的7個類別：(1)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2)非技術工人或體力勞動者,如產業工人和農業勞動者;(3)商業服務業員工,如廚師、司機、理發師等;(4)個體自雇勞動者或辦事人員;(5)中產下層,包括低級職務的黨政事業單位的干部、小型企業經理或中大型企業基層管理人員、中級及以下職稱專業技術人員等;(6)中產上層,包括黨政事業單位的中層領導干部、中大型企業上層管理人員、高級職稱專業技術人員等;(7)社會上層,包括黨政事業機構的高層領導干部、大型國有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及民營企業家。研究讓受調查者選擇或填寫其職業,隨后處理數據時按照這7個類別進行歸類和賦值(1~7分)。研究最后參照同類研究(Tan&Kraus,2015)與研究1的做法,將三項指標取標準分后再平均,得到總的客觀階層分數。

　　4研究3——干預作用：謙卑對高階

　　層者再分配偏向的促進作用研究3的目的是通過實驗法考察啟動高階層者謙卑的心態對其貧富差距歸因傾向及再分配偏向的影響,以此嘗試探索促進高階層者再分配偏向的可能途徑。

　　4.1研究方法

　　基于研究目的,本研究參照類似研究(e.g.,Sands&deKadt,2020;Whitson&Galinsky,2008)的邏輯或做法,采用單因素完全隨機實驗設計來單純考察謙卑啟動對高階層者貧差距歸因傾向的影響,進而對其再分配偏向的促進作用。也就是說,本研究并未納入低階層參與者作為被試,而僅僅以高階層者為實驗對象;因為本研究更多是從實際意義角度出發,旨在探索促進高階層者再分配偏向的可能途徑。

　　所以,研究包括：謙卑啟動組與控制對照組,即自變量謙卑啟動分為2個水平;中介變量為貧富差距歸因傾向;因變量為再分配偏向。而同時考慮到由啟動視頻引發的情緒狀態也可能會影響被試的再分配偏向,因此研究將被試看完視頻后的積極、消極情緒狀態作為控制變量,予以統計上的控制。

　　4.2被試

　　在開始正式干預實驗之前,本研究基于主、客 觀階層從580名大學生中篩選出出身于高階層家庭的大學生。參考同類研究的做法(胡小勇等,2016),研究選取了主觀階層、客觀階層都高的被試(主觀階層的分數在6分及以上,父母較高一方的職業是管理者、經理人、企業主、技術人員)進入正式實驗。其中主觀階層是基于梯子量表考察大學生對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的感知,客觀階層是基于研究2使用的職業量表考察其父母的職業。依據篩選情況以及自愿參與正式實驗的情況,有104名高階層大學生參與正式的實驗。

　　刪除1名在實驗認真度檢測題中作答不認真者,最終有效被試為103名1。被試的平均年齡為19.88歲(SD=2.21)。其中謙卑啟動組被試51名,控制組被試52名。且兩組被試并不存在主觀階層的差異,t(101)=−1.63,p=0.106>0.05;也不存在客觀階層的差異,t(101)=1.70,p=0.092>0.05。

　　4.3研究程序與工具

　　本研究的程序包括3個步驟,首先結合真實的社會分配環境,并借鑒以往的再分配的實驗范式(Brown-Iannuzzietal.,2015;Xieetal.,2017),本研究程序首先是構建出了高階層被試“在初次分配中得到更多且在再分配中扮演轉出方”的微觀情境。而由于本研究的高階層被試均是大學生,因此情境的設置是以答題得報酬為背景。

　　5總討論

　　在貧富差距相當嚴峻的社會背景下,本研究考察了社會階層對再分配偏向的直接影響效應與心理機制,并發現了促進高階層者再分配偏向的干預策略。研究確立了在中國社會背景下這一影響效應的存在;揭示了可能的心理機制;并為推動再分配、實現發展成果共享等提供了一定的社會治理啟示。

　　5.1在中國社會背景下確立直接影響效應

　　伴隨著以往在歐美國家開展的研究已確立了社會階層對再分配偏向的影響效應,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感興趣于：這一影響效應是否廣泛存在于不同的社會文化之下?結合以往的研究以及本研究的發現,這說明社會階層對再分配偏向的負向預測作用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一致性。盡管通常跨文化研究傾向于強調不同文化下個體心理與行為的差異,但隨著研究更深入地探討了文化與社會階層及其它社會分類的交互影響,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也開始關注到跨文化的一致性。如研究發現無論是在西方文化,還是東亞文化下,高階層者都比低階層者更自信,更強調自我表達、對環境的控制(Miyamoto,2017)。

　　而同樣就再分配偏向而言,無論是本研究基于中國社會文化背景的考察,還是以往對美國社會的調查,或是對多個國家的綜合考量,研究都發現高階層者的再分配偏向普遍低于低階層者(Andersen&Curtis,2015;Brown-Iannuzzietal.,2015;Pageetal.,2013)。即在不同的社會文化下,“達者”都沒有那么地“兼濟天下”。這種跨文化的一致性展現出了人性中共通的一面。

　　5.2對可能的心理機制的探討

　　與低階層者相比,高階層者的再分配偏向為何普遍更低?傳統的自利動機視角具有一定的解釋力,然而這一視角仍具有局限性。基于此,研究者從公平認知視角出發,認為是高、低階層者對于當前分配現狀的公平認知或信念因素促成了他們不同的再分配偏向(Brown-Iannuzzietal.,2017;Bullock,2017)。那么究竟是怎樣的認知因素在起作用?受到社會階層不平等維持模型的啟發(Piffetal.,2018),本研究發現了貧富差距歸因傾向的中介作用;即高、低階層者再分配偏向的差異,是源于貧富差距歸因傾向的不同。總體來說,本研究從公平認知視角出發揭示了社會階層影響再分配偏向的心理機制。

　　6結論

　　本研究得到了以下結論：(1)與低階層者相比,高階層者的再分配偏向更低;(2)在社會階層對再分配偏向的預測效應中,貧富差距歸因傾向起到中介作用;(3)通過啟動謙卑心態,能夠降低高階層者貧富差距內歸因傾向,進而提升其再分配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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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白潔1楊沈龍2徐步霄3郭永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