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前，國內對于兒童性侵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兒童性安全知識的掌握情況調查、發生原因、社會工作如何介入以及相應對策等方面，從大體上看，國內對于兒童性侵害的研究日益完善，但專門針對家庭、學校、社會、性別差異以及受害兒童的心理輔導等方面的細化研究還有待加強‍‌‍‍‌‍‌‍‍‍‌‍‍‌‍‍‍‌‍‍‌‍‍‍‌‍‍‍‍‌‍‌‍‌‍‌‍‍‌‍‍‍‍‍‍‍‍‍‌‍‍‌‍‍‌‍‌‍‌‍。 本文通過對已有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從家庭所處地區、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對性安全知識的了解程度、父母與兒童的溝通程度及家庭關系和是否為留守兒童等方面，探討影響兒童性侵害發生的家庭因素及相應的解決措施，以便為今后開展相關方面的研究提供借鑒‍‌‍‍‌‍‌‍‍‍‌‍‍‌‍‍‍‌‍‍‌‍‍‍‌‍‍‍‍‌‍‌‍‌‍‌‍‍‌‍‍‍‍‍‍‍‍‍‌‍‍‌‍‍‌‍‌‍‌‍。

　　關鍵詞：兒童; 性侵害; 家庭; 預防

　　近年來，借助于新聞媒體的曝光，我國兒童遭遇性侵的事件越來越多地浮出水面，并已經逐漸上升為一個社會問題，受到越來越多人關注‍‌‍‍‌‍‌‍‍‍‌‍‍‌‍‍‍‌‍‍‌‍‍‍‌‍‍‍‍‌‍‌‍‌‍‌‍‍‌‍‍‍‍‍‍‍‍‍‌‍‍‌‍‍‌‍‌‍‌‍。 為此，國內學者關于如何預防兒童遭遇性侵害的研究也越來越多。 家庭在兒童防性侵教育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學者指出，雖然許多的防性侵教育項目多以學校為基礎開展，但以家庭為基礎的防性侵教育也非常重要，家長是兒童生活的照顧者和監護者，也往往是兒童報告性侵犯的首選對象，家長在其中的參與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1]。

　　一、家庭所處地區

　　家庭所處地區會影響兒童的性安全意識和受性教育程度。 曹晉等人對廣西偏遠地區兒童的防性侵能力進行了調查研究，研究表明，由于地區偏遠，家庭經濟水平普遍較低且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較大，父母從來不愿意對兒童進行性教育，導致偏遠地區的兒童防性侵能力低下，防性侵意識薄弱; 并且地區偏遠，警力不足，治安巡查和檢查缺乏，也成為兒童性侵案較多地發生在農村地區的重要原因[2]。

　　覃泓理在對我國西部地區農村留守婦女兒童性侵犯問題研究中也指出，在農村地區，信息來源稀少，人們缺乏與外界的交流渠道，一定程度上阻絕了獲取性安全知識的途徑，主要表現在相關民政部門工作懈怠和農村地區人們思想保守兩方面; 此外，他還從農村文化生活貧乏、不良風氣的入侵和復雜地理環境為犯罪分子提供了條件等幾方面分析了偏遠農村地區兒童性侵害發生的原因[3]。 相反，張存儉、朱歆海等學者對珠三角城鎮地區的調查顯示，僅有0.8%的家長認為不應該對孩子進行性教育[4]。 相比地處農村地區的家庭，處于發展程度較高的城市家庭的父母意識觀念較為開放，對子女的教育面也比農村地區更廣，他們更愿意對兒童進行性安全教育或者讓兒童接受性安全教育。

　　“女童保護”(中國少年兒童文化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發布了2018年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在媒體曝光案例的地區分布中，城市地區占55.83%，其次是農村地區占22%，雖然城市地區兒童性侵案例高于農村地區，但并不等同于城市地區兒童性侵的發生頻率比農村地區高，僅僅反映的是媒體的報道規律，實際上，農村地區有很多案件是并沒有被媒體所曝光的[5]。 段亞平等學者也在研究中提出，戶口性質對性侵發生概率有一定影響，農村戶口的女生性侵發生率要高于非農村戶口[6]。 以上研究都表明，家庭所處地區是兒童遭遇性侵的影響因素之一。

　　二、父母受教育水平

　　在關于父母親受教育水平對兒童遭遇性侵的影響研究中，姚瑤瑤、馬運苗等學者對498名小學生家長預防兒童性侵犯知識態度行為做了調查研究，研究結果顯示，當家庭的受教育程度較高時，大部分家長會選擇對兒童進行一定的性安全知識教育或者讓兒童去接受性安全知識教育，兒童對于性安全知識也有一定的了解，相反，對于受教育水平低的家庭來講，父母容易對性安全知識產生抵觸，并且不會對自己的孩子進行相關教育或者讓其去接受相關教育[7]。

　　同樣地，陳晶琦、馮亞蘭等學者也在研究中指出，在兒童防性侵的預防研究與教育中，尤其要關注受教育程度低的家長，家長受教育水平程度高是親子間預防性侵犯問題交流的促進因素[8]。 段亞平等學者關于家庭因素對兒童性虐待的影響的研究指出，父親的文化程度高是保護因素，即當父親的文化程度高時，發生性虐待的危險性相對較小，可能是因為受傳統文化的影響，父親更能影響家庭生活氛圍和文化氛圍[6]。

　　陳大光等人在調查研究中也指出，不同文化程度的家長對于兒童防性侵知識的了解程度和對預防兒童性侵犯教育的態度有顯著差別，文化程度越高，家長對兒童性侵犯的了解越多，對學校開展預防兒童性侵犯教育也更傾向于積極[9]。 但韓萍在對892名衛校女生兒童時期受性虐待的情況調查中，發現不同文化程度的父母親之間對女童性虐待發生率比較差異沒有顯著意義[10]。 王興文等學者關于某中學學生兒童時期受性虐待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結果[11]。 父母受教育水平是否為兒童遭受性侵的影響因素之一，對于這一問題，學者們通過調查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但他們的研究都是地方性或者地區性的，很難代表整體的實際情況，在這一方面還缺乏比較普遍性的研究。

　　三、父母對性安全知識的了解程度

　　家庭是兒童接受教育的第一個重要場所，父母對兒童性安全知識的了解程度基本決定了兒童對性安全知識的了解程度。 據國家教委《青春期課題組》對五省市2 694名中學生家長三分之一的抽樣發現，92.95%的家長承認自己不能主動積極地對孩子進行青春期性知識教育，近40%的家長不對孩子或反對對孩子進行性教育。 吳國群在其研究中指出，造成家庭青春期性教育有嚴重空白的主要原因是家長本人既無“青春期”概念，也未受過性教育[12]。

　　孔艷秋、趙曉俠等人對1 161名小學生家長進行了調查，研究數據顯示，只有30.4%的家長知道進行性侵犯兒童的施害者多為兒童熟悉的人; 知道女性也會對兒童實施性侵害的家長只有41.9%; 知道男童也會受到性侵害的家長只有58.7%，在研究中，雖然大部分家長支持開展性教育活動，但是由于缺少對教育內容和教育形式的了解，使得他們擔心會對孩子產生不好的影響，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兒童性教育的開展[8]。

　　此外，陳晶琦等人對兒童家長進行了對照研究，結果表明，接受了兒童性安全教育的家長，預防兒童性侵犯知識和與子女的交流水平相比，未接受教育的家長有明顯提高，與他們自身受教育之前對比也有明顯提高[13]。 劉娟娟在小組工作介入兒童防性侵的調查研究中表明，許多兒童的父母并不忌諱向孩子提及性知識，他們很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相關教育，只是不知道該用什么樣的方式對孩子進行教育[14]。

　　還有一些學者通過試驗得出，相對于沒受過防性侵知識教育的父母來說，受過系統防性侵知識教育的父母能夠更好地向自己的孩子傳授防性侵害的知識[7]。 這一系列學者的研究都表明，在父母對兒童性安全知識了解程度高時，絕大部分父母都會對孩子進行性安全教育或讓孩子接受性安全教育，兒童對性安全知識的了解程度也會提高，從而降低性侵發生的概率。

　　父母的性安全知識缺乏要求我們必須對家長進行性安全知識的宣傳教育，改變他們對于性的傳統思想觀念。 吳剛認為，家長應該在小學階段靈活運用各種方法幫助孩子學習最基本的性教育方面的知識，如男女生理差異等，同時根據小學生的生理發育時間過渡性地跟他們講解身體為什么會出現變化等問題，把生理教育和心理輔導結合起來[15]。 王進鑫在兒童性安全現狀及思考的研究中得出，家長忽視對孩子性安全的關懷，主要是觀念問題。 調查顯示，一方面有些父母覺得把性侵害的相關事情告訴孩子會引起孩子恐慌; 另一方面是一些父母本身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性安全教育，所以不知道該怎么開口講[16]。

　　同時，林利琴在研究中指出，個別性和示范性是家庭性教育中的優勢，但劣勢是家長的教育方式不夠科學[17]。 吳國群在研究中也指出，只有少數父母能夠“圓滿”地解答孩子有關性的問題，更多的是避而不答或者加以斥責[12]。 國外也有文獻表明，在孩子遭遇性侵后，受父母觀念的影響和對性安全知識的缺乏，父母很可能會成為孩子遭遇侵犯之后受二次傷害的施害者，在虐待兒童方面是同謀者[18]。 很多研究都表明，大多數兒童沒有在家庭里獲得基本的性安全知識基本上都是因為父母不敢說和不知道怎么說，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先對父母進行教育，首先改變其思想，然后傳授對子女進行性知識教育的科學方法，讓他們敢去說并且知道怎么去說。 通過對父母進行教育，降低兒童在遭遇性侵之后受二次傷害的可能性。

　　四、父母與兒童的溝通程度和家庭關系情況

　　父母與孩子的溝通程度和家庭關系情況也是兒童性侵害發生頻率的影響因素之一，但學者對于這方面的研究較少。 據國家教委《青春期課題組》的調查發現，在父母與兒童的溝通方面，只有14.68%的中學生能把父母當成知心人，經常向他們吐露心中的秘密; 45.35%的學生很少向父母講心里話; 還有38.67%的學生對家長完全封閉。 調查還發現，父母對孩子學習和身體健康狀況的重視程度遠遠超出對孩子青春期發育的重視程度。

　　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兒童與父母溝通較少，更談不上對兒童進行性教育。 譚曉玉在師源性侵害研究中指出，孩子的家長平時忙于工作與家務，與孩子的溝通與交流很少，他們往往過于關注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情況，而對于孩子的心理卻疏忽大意，并沒有在日常生活中與孩子過多的交流心理或安全知識，導致兒童的性安全知識缺乏[19]。 段亞平等學者通過對某學院701名女學生的問卷調查研究發現：父、母親經常在家庭中使用暴力、家庭關系緊張(父母之間、父母與祖父母之間、父母與孩子之間)是性虐待發生的危險因素，即家庭關系越緊張，發生性虐待的危險性會越大; 并且生活在重組家庭中的兒童性虐待報告率高于生活在核心家庭的兒童[6]。

　　林利琴也指出，良好的親子關系是家庭教育的前提，對于性教育來說，這一點尤為重要，而親子關系面臨危機則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父母對孩子進行教育[17]。 萊拉(Laila Essabar)等國外學者指出，在流行病學研究中，父母的不足、物理沖突和親子關系不良是兒童性虐待發生的危險因素，并且父母酗酒以及懲罰或疏遠父母的孩子也有危險[20]。 劉曉勉等學者也在研究中指出，容易發生性侵犯的家庭背景有單親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家庭、家庭關系不好的家庭和父母有不良習慣的家庭等[21]。 雖然國內外對這方面的研究較少，但從現存研究仍可以看出兒童與父母的溝通和家庭關系是兒童遭遇性侵害的危險因素。

　　改善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溝通交流對父母對兒童進行性教育有促進作用，父母與孩子的溝通不僅影響到孩子對性安全知識的了解程度，還會影響對孩子的情感支持與性侵發生之后孩子與父母的溝通問題。

　　王進鑫在研究中指出，父母和監護人都要加強與孩子的交流與溝通，一方面要加大溝通頻率，另一方面要注意溝通質量，重視對孩子進行性安全教育，傳授基本知識，加強對孩子的精神關愛，讓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情感支持[22]。 陸士楨、李玲在兒童權益保護研究中也提出，家庭中的親密關系必須以尊重為出發點，不應以權力地位為主要架構; 家庭成員之間應建立健康的溝通方式，父母要時刻關心子女的生理、心理、行為及情感的變化‍‌‍‍‌‍‌‍‍‍‌‍‍‌‍‍‍‌‍‍‌‍‍‍‌‍‍‍‍‌‍‌‍‌‍‌‍‍‌‍‍‍‍‍‍‍‍‍‌‍‍‌‍‍‌‍‌‍‌‍。

　　兒童與家長或其他重要成員之間順暢的聯系溝通渠道，將有助于使孩子透露生活事件及內心世界，為孩子創造一個安全和諧的生活環境[23]。 呂欣、李艷萍、鐘昭會等人認為，應全面關注孩子的成長，不僅僅是關心孩子的學習成績，更重要的是關心孩子身心兩方面的健康，多與孩子進行交流，及時發現孩子各個方面的細微變化，了解原因，力爭盡早發現對孩子的傷害[24]。 在兒童遭遇侵犯后，父母首先就應該撫慰關愛受害者，加強與孩子的溝通交流，引導受害者揭露被侵犯的事實，并且增加對受害者的精神關愛，及時制止傷害和防止對孩子的二次傷害。

　　五、是否為留守兒童

　　2013年，全國婦聯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推算，中國共有6 012.55萬農村留守兒童，有大量的兒童不是在父母親的陪同下成長，更多的是親戚照顧或隔代監護，這也成為兒童遭遇性侵犯的危險因素。 費孝通提出：“家庭就是為了保障孩子得到保護和供養而造下的文化設備。 ”[25](P216-217)而父母是兒童獲得情感支持和保護的核心力量。 王進鑫在對青春期留守兒童性安全問題調查研究中指出，相比非留守兒童，留守兒童由于缺少父母的保護，使得犯罪者特別是成年人更容易對他們實施性犯罪行為。

　　他還指出，農村留守兒童多為爺爺奶奶輩的隔代監護，他們一般法律知識淡薄，很少主動和孩子們進行思想交流，兒童缺乏來自父母的情感支持，而這種不完整的家庭結構會導致家庭情感交流和保護功能的弱化[22]。 王進鑫還在他的另一項研究里指出，相比非留守兒童，留守兒童獲得的性安全教育更少，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會偏向同性原則，單親撫養就不利于對子女進行教育，而隔代留守家庭因為受傳統觀念影響深更不可能對子女進行性教育。

　　并且，在其另一項對四川某地區兒童的調查研究中，發現留守兒童被性侵害的概率明顯高于非留守兒童[26]。 楊紅霞在農村地區農村留守兒童隔代監護研究中也提到，隔代監護不僅監護質量低，不利于兒童的身心發展，還可能存在嚴重的心理問題，引發犯罪，并且隔代監護被性侵的概率高[27]。 關于是否為留守兒童對兒童受性侵害的影響的研究方面，現有研究方向主要是留守兒童現象使得家庭結構不完整，父母與孩子溝通不順暢，情感支持較少，進而導致孩子缺乏正常的保護和對于性安全知識了解過少，從而成為兒童遭受性侵害的危險因素。

　　提高監護質量能夠有效降低兒童被性侵的概率，監護人對兒童的監護不僅僅只是日常生活的照顧，更重要的是兒童的安全、心理發展等方面的監護。 王進鑫在研究中指出，沒有稱職的監護人是留守兒童面臨的最大的潛在危機，監護權的缺失對孩子的人身安全、人格發展、社會化和道德發展都將帶來影響[22]。

　　還有一些學者指出，如果家庭條件受到限制必須外出打工的，要盡量讓母親留守，最好避免隔代監護，如果兩人都外出打工，最好將孩子放到有監護能力的親戚家里，以盡可能地讓兒童的身心得到全面的發展。 對于遭遇性侵害的兒童而言，完整家庭的支持顯得更加重要，陸士楨指出，家庭支持對受害兒童的心理適應非常重要，家庭支持越多，尤其是母親的支持越多，受害兒童出現精神行為癥狀的數量就越少[28]。 所以，提高監護質量也能有效降低受害兒童遭遇二次傷害的可能性。

　　六、評述

　　對于兒童遭遇性侵害的原因和對策的研究，不管是國內的研究還是國外的研究，大多數都是宏觀地從家庭、學校、社會和社區等方面來進行研究，并且主要集中在從學校方面研究如何預防兒童性侵害，很少會有專門針對某個方面所進行的研究。 就家庭方面而言，缺少較為詳細的原因和對策研究。 并且，在兒童遭遇性侵害的危險因素方面還存在很多分歧，缺乏統一的觀點。

　　醫學論文投稿刊物：中華兒科期刊要求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重在實踐;基礎與臨床相結合，重大臨床;普及與提高相結合，重在提高。為促進我國兒科領域的學術交流;為我國兒科醫學事業的發展與提高服務;為培養我國的兒科醫學人才服務;為我國兒童的健康服務。

　　比如：在家庭所處地區與家庭經濟狀況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方面，有的學者的研究表明并無明顯差別，但另外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有明顯的差別，由于中國的地域差別較大，所以不同地區的研究結果可能會存在差異，缺乏一個較為統一性的觀點。 關于預防兒童被性侵家庭策略方面的研究較為缺乏，大多是宏觀地提出一些建議，并沒有就家庭方面提出詳細的預防措施。 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在對兒童防性侵進行研究時，要考慮到不同地區存在的差異性，包括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差異。 許多學者進行了地區性研究，得出了一些相同的和不同的結論，但這些研究都缺乏普遍性。

　　參考文獻

　　[1]Yu B，Chen J，Jin Y，et al.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Related to Sexual Abuse Prevention Among Chinese Children with Hearing Loss in Beijing[J].Disability and Health Journal，2017(2)：344-349.

　　[2]曹晉，薛躍規.廣西偏遠地區留守兒童預防性侵犯能力現況[J].中國性科學，2017(6)：155-159.

　　[3]覃泓理.我國西部地區農村“留守婦女、兒童”性侵犯問題研究[D].重慶：西南政法大學，2011.

　　[4]張存儉，朱歆海.關于兒童防性侵教育現狀的調查與建議：以珠三角城鎮小學生為例[J].山東行政學院學報，2016(2)：38-42.

　　[5]北京眾一公益基金會.“女童保護”2018年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EB/OL].(2019-03-06)[2020-06-05]..http://www.all-in-one.org.cn/newsinfo/904566.html.

　　[6]段亞平，李長山，孫言平，等.家庭環境與兒童期性虐待發生的單因素分析[J].中國學校衛生，2006(2)：131-132.

　　[7]姚瑤瑤，馬運苗，高永梅.498名小學生家長預防兒童性侵犯知識態度行為調查[J].中國婦幼保健，2014(19)：3124-3127.

　　[8]陳晶琦，馮亞男，孔艷秋，等.1161名小學生父母預防兒童性侵犯知識態度及親子間交流狀況調查[J].中國性科學，2014(6)：105-109.

　　[9]陳大光，陳晶琦.小學二年級學生家長預防兒童性侵犯知識調查研究[J].中國全科醫學，2008(4)：351-354.

　　[10]韓萍，Michael P.Dunne.892名衛校女生兒童期性虐待經歷及其對心理健康的影響[J].中華兒科雜志，2004(1)：41-45.

　　[11]Michael P.Dunne，王興文.某中學高中女生兒童期性虐待發生情況調查[J].中國學校衛生，2002(2)：108-110.

　　[12]吳國群.試論家庭青春期性教育[J].紹興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1)：75-81.

　　作者：梁 昕 李小東 楊德東 王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