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法學核心論文發表了新時期完善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思考，論文探究了附條件不起訴擴大適用范圍問題，對有關監督制度的完善給出了幾點建議，作者立足于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的有關精神，對當前爭議比較大的三個問題提出意見和改進建議。

　　關鍵詞:法學核心論文,附條件,未成年人,不起訴

　　一、附條件不起訴擴大適用范圍問題探究

　　當前，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有三個硬性規定:一是主體上只能是未成年人;二是罪名只能是《刑法》分則四、五、六章規定的犯罪;三是刑罰處罰只限于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犯罪。上述規定，許多學者認為過于狹窄，應當擴大適用范圍。第一種觀點，要求適用主體擴大，把犯罪成年人納入其中。從我國實際國情出發，重刑觀念得到長期推崇，輕刑化、非監禁化都只是近些年引進的理念和制度，群眾根基并不牢固，要讓社會成員完全接受還得有一個漫長過渡。立法中，在2012年以前也沒有明文規定。筆者認為，當前我國尚不具備將位制度全面鋪開、廣泛適用的條件，當前嘗試性地適用未成年人，不斷解決完善，達到漸進立法。據此，筆者認為，不宜將條件不起訴主體擴大到成年人。

　　第二種觀點要求將罪名擴大到所有罪名，單從立法和司法實踐看，附條件不起訴主要集中在第四、五、六這三章所規定的有關罪名。立法的本意附條件不起訴考慮的是被告人是否有被起訴、定罪、判刑的必要性。因此，摒棄其他章節所規定的犯罪，既不符合刑法立法目的，也損害了刑法的公正價值。其他犯罪也存在從犯、脅從犯犯罪、未遂、中止、自首、重大立功量刑情節，有些犯罪行為的危害性并不嚴重，如果他們悔罪態度良好，也沒有必要起訴，如果對其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制度，顯然有違我國刑事政策。此外，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應比免刑適用條件更寬松，否則會出現某些案件可酌定免刑卻不符合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的條件的不合理情況。因此，筆者認為，取消《刑事訴訟法》對附條件不起訴在罪名適用方面的限制，著重考慮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第三種觀點要求提高附條件不起訴適用犯罪的刑罰起點。不少學者認為“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以下刑罰”限制了附條件不起訴的適用范圍，主張適用范圍擴大“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刑罰”。

　　筆者認為，沒有必要。一是“可能判處”，指的是宣告實刑，并非指法定最高刑。在我國，許多法定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宣告刑因情節都可能判處一年以下刑罰，其適用面并不窄。二是按照現有標準，由于法定刑沒有明確上、下限，機關自由裁量權已過大，若將“可能判處有期徒刑1年以下刑罰”提高為“可能判處有期徒刑3年以下刑罰”。意味著，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所可能適用的犯罪。在監督制約機制缺乏情況下，容易出現濫用，損害刑法的價值和社會秩序。三是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雖是沒制度的價值目標，但不能在此完全忽略被害人的利益、社會秩序、公共安全等法益。對于犯罪輕微，值得教育、感化、挽救的未成年人暫時不以起訴處理，這符合我國刑事政策。然而如果一個未成年人所實施的犯罪，危害過大，綜合各種從輕、減輕情節仍需要判處3年有期徒刑，如果還給予其不以犯罪論處的機會，將嚴重損害刑法公正價值。四是削弱緩刑適用條件。我國《刑法》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犯罪分子可以適用緩刑，如果將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適用對象擴張到可能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未成年人，那緩刑制度的作用便消失了。這顯然不是立法者的本意。

　　二、諒解是否為適用該制度的前提

　　結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唯一實質條件就是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現”，并未對是否賠償被害人，取得被害人諒解作出限制。地方檢察院也常常將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屬不諒解作為不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的原因，理由是怕激化矛盾或引發不穩定因素的。這種主張和做法有利于督促嫌疑人主動認罪，通過賠禮道歉，對被害人進行賠償，積極爭取被害人諒解，及時化解犯罪所引起的矛盾。但強硬將此作為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必要條件，則過于嚴苛。第一，于法無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并沒有明確的規定。聽取被害人的意見，只是該制度一個程序，并不具有決定性。當然，被害人如對決定不服，可以按規定提出申訴，或者直接進行自訴。

　　第二，是否能夠取得被害人的諒解，與犯罪嫌疑人真誠悔過沒有必然的關聯性。有可能，犯罪嫌疑人真誠悔過，但被害人不接受，或者被害人提出的賠償要求過高，犯罪嫌疑人根本無法承擔。甚至出現被害人以此要挾，獅子大開口。同時，大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年紀小，無謀生能力，經濟收入連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都難以滿足，這就決定了他們無力賠償的事實。實踐中，大多賠償都是由其父母或者其他家庭成員給的監護人這種賠償行為，與未成年人真誠悔罪更談不上有關聯。第三，如果要求對被害人進行賠償，取得被害人諒解作為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必備條件，會違背刑法適用公平問題原則。在目前貧富差距懸殊的情況下，經濟條件好的家庭，容易滿足被害人要求而征得其諒解，其結果便成有錢人被適用附條件不起訴，沒錢人判刑坐牢。這大大有違附條件不起訴制度設計的立法初衷。

　　三、有關監督制度的完善建議

　　當前，檢察機關是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執行的法定監督機關，這從程序上講，有利于實現決定、監督、決論三合一的把控，但并不符合國家權力配置要求和機關職能劃分情況。一是切合了分權監督制衡的原理。檢察機關做出不起訴或起訴的決定，行使的是刑事實體的處分權，司法性質。目前，缺乏應有的監督制約機制。如將監督考察工作也交由檢察機關行使，就會導致權力過于集中，不符合司法分權制衡的原理。二是符合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運作原理。檢察機關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要求被犯罪未成年人在考驗期間，不能出現需要撤銷附條件不起訴決定的法定情形。

　　我國將大量的管制、適用緩刑、假釋的犯罪分子的監督工作交給了社區矯正機關，相比較而言，附條件不起訴制度與緩刑判決類似將監督工作交給社區矯正機關，有利于實現決定和執行分離，更好保障被考察者合法利益不受監督考察機關的不當侵犯。三是有利于加強對未成年人的監督考察。在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間，需要針對犯罪未成年人的特點，進行行為監督、心理矯治、法治教育。這需要有矯正專業知識、經驗的專業人員來完成，而檢察機關明顯不具備。相反，社區矯正機關有的成熟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機制，有專門的社工隊伍，長期從事矯正工作，能夠勝任各種矯正需要。綜合衡量，更具優勢。借助司法行政部門現有的成熟的社會矯正機制，對不起訴對象進行要的心理和行為疏導，矯正其不良心理和行為，讓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順利回歸社會更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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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張燕純 單位：湘潭大學法學院

　　推薦閱讀：《中國法學教育研究》(以書代刊)。以書代刊是提高刊物質量和影響以及為了加強法學教學實踐所采取的重大舉措。書刊成立編委會：由我校校長徐顯明教授擔任編委會主任、副校長張桂琳教授任副主任兼主編，法學教育研究與評估中心主任曹義孫教授任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