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翻譯學視角下葛浩文的譯者主體性探析》論文發表期刊：《名作欣賞》；發表周期：2021年14期

《生態翻譯學視角下葛浩文的譯者主體性探析》論文作者信息：高菲，在讀博士，太原工業學院外語系講師，研究方向：英語筆譯、英語演講與辯論。

　　摘要：隨著譯者主體地位的提高以及美國漢學家葛浩文譯作的頻頻獲獎，近年來學界高度關注葛浩文譯者主體性的彰顯。本文從生態翻譯學的視角探討葛浩文如何對翻譯生態環境進行主動適應，并在忠實原作的前提下從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等多個維度進行適應性選擇，進而發掘其翻譯風格。在大力倡導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針對不同文本和語境，通過譯者主體性的發揮選擇恰當的翻譯策略進行譯介，既要考慮譯入語社會生態環境的制約和譯本的可讀性，又要保持優秀中國傳統文化的本真。

　　關鍵詞：生態翻譯學譯者主體性 翻譯風格

　　一、引言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1939-)是英譯中國作家小說最多的譯者之一，在“中國文學作品與西方讀者之間架起了一座文化溝通的橋梁”@，為中國文學進入西方視野做出了突出貢獻。他筆耕不輟，在過去的二十年，成功譯介了蕭紅、莫言、蘇童等三十多個中國作家的六十多部作品，是翻譯中文小說最多的翻譯家。譯者是翻譯活動的中心和主體，在翻譯的過程中要對原作、讀者、出版商、贊助人、主流詩學、意識形態等所在的“翻譯生態環境”進行適應并做相應的文本及翻譯策略的選擇。葛浩文英譯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時充分發揮譯者主觀能動性進行翻譯，適應翻譯環境，結合具體語境，既表現出能動性，也有受動性。本文從生態翻譯學視角出發，探討譯者葛浩文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等多個維度進行適應性選擇時的譯者主體性特征及使用的翻譯策略。

　　“生態翻譯學”作為一種翻譯研究的生態范式，從生態視角綜觀翻譯過程，以達爾文進化論中的“適應/選擇”學說為指導，認為譯者處于翻譯活動的中心和主體地位，翻譯即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是具有跨學科意義的交叉研究。2“翻譯生態環境”指的是“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3。生態翻譯學強調譯者的中心地位，認為譯者是翻譯過程中一切“矛盾”的總和，并關注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的關系問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需要面對復雜的翻譯環境，包括要考慮到贊助人、出版商、編輯、讀者等各利益群體的要求。生態翻譯學是在翻譯適應選擇論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自然生態理念也適合于翻譯生態，無法適應翻譯的生態環境或遭淘汰。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充分發揮適應能力和選擇能力，盡可能做出各種適應和選擇，因此譯文就是譯者適應與選擇的產物。從生態翻譯學的視野對影響譯者選擇的種種因素進行研究，對葛浩文譯者主體性的體現可以有更宏觀的把握。

　　二、譯者主體性

　　始于20世紀60年代西方翻譯界出現的翻譯研究“文化轉向”，使得對于翻譯的研究跳出了對于文本本身的局限，擴展到對于文化語境的研究。譯者也從幕后，走到了公眾的視野，譯者的地位得到提升，讓更多人開始關注譯者的感受。同時面向譯入語文化的翻譯理論，讓更多學者關注譯入語。查明建教授和田雨教授把譯者主體性界定為：“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翻譯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目的而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譯主體自覺的文化意識、人文品格和文化、審美創造性。”圖“很多作者是為中國人寫作，而我是為外國人翻譯。翻譯是個重新寫作的過程”。葛浩文認識的很多作者都十分熟悉中國古典作品，但是到了翻譯手里，并不一定能看出來那種傳統的文化，這也難以避免。譯文是譯者對原文在理解基礎上的再創造所以譯者要將自己置于特定的時代和文化背景當中，不僅局限于語言字詞的理解及語言的轉換本身，更要進行更加宏觀的文化交流和構建。

　　譯者在翻譯活動中心，聯動著翻譯生態環境中的各個因素主體，為了維持翻譯生態系統的協調與平衡，譯者便需要對翻譯生態環境進行主動地適應，并在此基礎上通過選擇適當的翻譯策略和方法技巧，從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對原作進行適應性選擇轉換。

　　三、生態翻譯學視域下葛浩文英譯作品的譯者主體性體現及譯中翻譯策略

　　傳統的翻譯以翻譯原文為中心，使譯者陷于“忠誠”與“叛逆”的窘境。當今的翻譯活動必須通過譯者的主體性意識和主導作用才能順利完成。譯者譯前需要對涉及的文本背景、出版商、譯入語環境等各方面情況進行主動的積極的了解，這種了解是結合相應翻譯環境的，并在此基礎上采用合適的翻譯技巧，翻譯活動必須通過譯者的主體性意識和主導作用才能順利完成，并發揮主觀能動性，讓譯入語讀者更好地了解作品。翻譯就是不斷選擇的過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進行的歸化、異化、增刪、改寫等都是其有意識的主動選擇。葛浩文有著深厚的雙語功底，碩博期間以及從事中國文學幾十年來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使其作品呈現出鮮明的翻譯特色。葛浩文在翻譯中國現當代小說時，以易于目標語讀者接受為目標，對小說的翻譯生態環境進行充分適應，這包括原作的風格、中西方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的差異、英語讀者的閱讀興趣、接受水平、審美期待等。同時葛浩文在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充分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在翻譯人名、方言、俗語、文化負載詞、政治詞匯、對原作的敘事結構和節奏調整的過程中，選擇了恰當的翻譯策略和方法技巧，展示了其譯者主體性特征。

　　(一)語言維

　　1·人名的翻譯。葛浩文在翻譯時，根據原文的人物特點，靈活地選擇不同的翻譯方式，在譯文中充分體現人名所處的時代環境和人物特征。

　　2方言及俗語的翻譯。葛譯作品，對原作當中的語言特點進行了最大限度的保留，充分體現了人物形象。套用英語俗語"sow wild oats"來翻譯“花花事兒”讓讀者能夠真正理解到原文的內涵意義;用"You're my son，all right?"來翻譯：“好樣的，是我的種”，使讀者真切理解方言的表達意義。將中文“掛彩了嗎?"翻譯為“Were you hit?"“跑了和尚跑不了廟”翻譯為"the monk can run but the temple will never get away"，葛譯充分保持了譯文和原文意思的對等，如“日本狗"(Japdogs)、“小鱉羔子"(ittle turle egg)等。

　　(二)文化維

　　1，增譯補償文化缺省。例如“省級勞模”屬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程中的一個特有詞匯，葛

　　浩文將其直譯為"a provincial model worker"之后又增譯"a shifu..mater worker"作為闡釋。再如，“民國二十七年"(in 1938，the twenty-seventh year of the Republic)，"五保"("five guarantees of food，clothing，medical aid，housing，and burial)，"魯班"(the master carpenter Lu Ban)等。除了在正文中采取增譯或意譯的方式補償文化缺省之外，葛浩文還在其多部譯作的末尾附上了相關特有詞匯的解釋，增強了譯作的可讀性與可接受性。

　　2，省譯意識形態相關內容。譯入語的意識形態

　　對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及翻譯策略的選擇都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和制約，而為了維持翻譯生態圈的平衡與和諧，葛浩文對譯入語的翻譯生態環境進行了修正性適應，從而減少了政治文化沖突。葛浩文在翻譯有關社會制度和政黨內容時均選擇了省略、替換、改寫等翻譯技巧，避免了因中西方不同政治體制而給讀者帶來的意識形態上的直接沖擊與不適。如葛浩文將“我們希望余司令加入八路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英勇抗戰”改譯為“We want you to join the Jiaogao regiment，其中省略“八路軍”和“共產黨”的翻譯，替換為小說中代表中共的“膠高大隊”。同樣地，葛浩文將“我們都受共產黨濱海特委的領導，都受毛澤東同志的領導"譯為"We all take orders from Bin-hi area special commitet，了“共產黨”和“毛澤東”的信息。

　　(三)交際維

　　1，再創作突顯原作篇名的形象。在篇名的翻譯處理中，葛浩文在深刻理解小說的主題和內容之后，結合讀者的審美進行了再創作，凸顯原作的深刻內涵。例如畢飛字的《玉米》講述了1966-1976年間中國東部農村三姐妹玉米、玉秀、玉秧的命運起伏，據此葛浩文將篇名譯為T7hree Sister，而不是對“玉米”進行英譯。蘇童的《河岸》表現了人物在青春成長過程中尋求精神救贖的孤獨與迷失之“痛”，葛浩文將其譯為The Bal to Rerdemption譯出了書中的核心內容。阿來的《塵埃落定》展現的是神秘的藏族風情，而葛譯Red Poppies A Novel of Tier 體現了小說的線索“紅瞿粟”，又能引發讀者對于西藏主題內容的閱讀興趣。

　　2·精簡改寫冗長內容。中國讀者可以欣然接受長篇大段的鋪陳、描寫、說明等，然而，英語讀者卻不具備這種“容忍度”，他們更傾向于簡潔緊湊、邏輯性強的文學作品。葛浩文在盡量保持原作信息完整的前提下對原作中冗長繁復的議論性內容進行了刪減和改寫。例如在翻譯《紅高梁家族》時，葛浩文對原作的刪減隨處可見，其中將一段對“狗吃人尸"近五百字的細節描寫刪除殆盡，加快故事節奏，同時也避免因殘暴血腥的細節描寫可能對英語讀者造成的不適。

　　3，顯示原文的隱含意思。為了準確傳達原作人物當中的“言外之意”，葛浩文對原作語境進行了充分的適應，通過選擇歸化的翻譯策略補充了原文的隱含信息，使原作的交際功能得以實現。在《紅高梁家族》中兩個不同的場景都使用了“買賣不成仁義在”這一俗語：一個譯為"Even if you can't agree，you mustn't abandon justice and honor"，另一個譯為"we can't make deal doesn't mean we're not on the same side"。前者是國名黨冷支隊長勸余占鰲抗日未果起沖突時，戴鳳蓮說的話，第二句是共產黨江隊長想從余占鰲那里買些槍藥，未成功怕引起沖突，所說的話，同樣的意思，不同的語境，譯法不同。

　　四、結語

　　在文化強國及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背景之下，諸多譯者通過他們的作品，助力中國文化走出去，讓更多國外讀者認識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譯者的主體地位也越發凸顯。葛浩文在翻譯中國現當代小說時，對小說的翻譯生態環境進行了充分適應，包括要考慮出版商、贊助商、讀者、原作者等利益群體的要求，也要結合具體語境，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幾方面進行選擇。譯者是翻譯的中心，應站在翻譯生態系統的角度，正確理解原文作者和原文文本，充分發揮主體性和創造性，恰當處理原文與譯文的關系，建立原文作者與譯文讀者的溝通，但是也要充分考慮翻譯生態系統中的其他因素，不可盲目凸顯自身的主體性，應與其他生態因素形成和諧的翻譯生態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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